馬曉飛是我的學生，是我所任教的語言學校漢語班的一名特殊學生。

我居住在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科希策，人口不足30萬。我在國立語言學校開設的漢語班是全市唯一的學習漢語的課堂，每年招收有一定英語基礎的中小學學生和成人組成一個混合班。之所以說馬曉飛特殊，是因為他只有六歲半，卻坐在成人和高年級學生為主的課堂里。

新學年的第一堂課，傳達室的伊萬阿姨領著這個小男孩進教室，把他抱到了椅子上。看到這個一臉稚氣的小男孩，我心里多少有點打鼓。

每年新學年開始，我要了解每個學生的基本信息，給每個人起個中國名字。我根據小男孩斯語名中“馬”的諧音，給他取名“馬曉飛”。

上了幾堂課以后，我就發現馬曉飛是這個班一個不小的麻煩。讓一個還不會用母語寫自己名字的小孩，坐在成人班的課堂里學“外語”，只能說當初我和學校都欠考慮。在最初的幾節課后，馬曉飛就不再“聽講”：把筆盒里的每一只鉛筆用轉筆刀削一遍，下課后留下滿桌子的鉛筆屑;用鉛筆在書本上亂畫，再用橡皮擦擦掉，橡皮擦和筆輪番掉地上，從椅子上下來，爬到桌子下找橡皮、找筆，這一套上上下下的動作持續往復。我知道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。我向校長明確表示我不想要他。但校長和伊萬阿姨都說：“孩子學漢語的興趣很高，而且家里把一年的學費都交了，我們也不要求他學到什么程度，不用參加考試，就讓他坐在那兒混著吧。”

每次上課，我得時不時地走到馬曉飛身邊，把課本翻到當頁，再把他的手指放在正在領讀的詞上，但讀到第三個詞他的手指就跟丟了，他不認識數字，找不到頁面，也聽不懂我所講的內容，常常是從一開課就盯著后墻上的鐘表問“老師，還有多長時間下課?”

這個班每次上課人都來不全，學生有其他活動就不來上課。有一次課堂上只來了兩個學生，馬曉飛和一個女孩，這個女孩剛剛11歲，在班里年齡偏小，四聲音調永遠讀不對，單詞永遠記不住，也是令我頭疼的學生。那時正臨近春節，我打開投影儀，放了幾張中國春節紅紅火火的圖片，給他倆講中國春節的習俗。兩個孩子饒有興趣地聽“故事”，馬曉飛還時不時和我搶話：“我在學校給我們全班教漢語呢!”我表情夸張地睜大眼睛：“真的嗎?”他一臉認真：“真的，全班同學都坐在下面，連老師都坐在下面，只有我在講臺上給他們教。”我腦海里迅速出現這個小不點“上漢語課”的畫面，不知道他給同學和老師教了什么，心臟緊了一下。那節課我從收發室借了一把剪刀，從后面裝飾墻上取下幾片紅紙，教他倆剪“春”字，女孩認真地剪著，馬曉飛還不會握剪刀，就在旁邊打開了話匣子：“我們班同學都說我像李小龍，我踢足球踢得最好，誰都比不過我!”我轉頭一看：他的發型、眼神真的和李小龍一個樣，那種自信和靈氣像一束光，瞬間照亮了我。

課程在往下進行，馬曉飛在自顧自地玩耍。對于漢語中某些發音來說，初學者簡直就是“一鍋粥”。比如一讀“我去運動場打籃球”就聽到“我chu運動場打籃球”，我就得一遍又一遍地糾正。當我再一次讓讀錯的同學跟我讀時，聽到一聲清脆而標準的普通話“去運動場打籃球”從馬曉飛口中傳出，我向他豎起大拇指。從那以后，每當有人讀錯，我在糾正時都用眼神示意馬曉飛示范，他儼然成了我課堂上的小助手。他有時多重復幾遍給別人示范，會露出不屑的神情，有時也表示理解：“大人就是學不會，我在家教我媽媽，她也學不會。”

下課后我往外走，路過伊萬阿姨和馬曉飛坐著的沙發，會聽到他倆的對話：“今天的課上得咋樣啊?”“特別好，老師表揚我了，我是班里讀得最好的學生。”我想到有一次我準備好了要勸說他父母先不要送他來了，話還未出口，他媽媽迎著我滿面笑容：“馬可特別喜歡你的漢語課，每堂課都早早準備好書包，還常常給我們唱漢語歌呢!”我只好把想勸退他的話咽了回去。

學校在“六一”國際兒童節舉辦活動，要準備美食，還要用自己所學的語言說一句話。我設計了使用筷子夾爆米花的比賽，事先發給學生每人一雙筷子，告訴他們要回家練習。“六一”那天，有幾個準備明年報名的新同學也加入了我們班，馬曉飛就一遍又一遍教他們用漢語說那句話，又幫著其他班的孩子夾餃子，很有“主人翁”的范兒。

比賽開始了，孩子們圍著一大盒爆米花，有的靈巧、有的笨拙地往自己手里的紙碗夾爆米花，一分鐘計時結束，有的孩子碗里只有幾粒爆米花，而馬曉飛碗中的爆米花都高出了一個尖，這讓我很是吃驚。他邊夾邊用漢語數著“四十五、四十六、四十七……”儼然成為了一場表演，所有人都鼓起了掌，馬曉飛臉上露出了“李小龍式的”自豪神情。

我決定向學校申請明年擴招一個班，專門招一個低齡兒童班，讓馬曉飛當我的“助教”和班長。我深深地自責，讓馬曉飛這孩子坐在“照本宣科”的課堂里是多么委屈啊!

兒童節的活動接近尾聲，我們團隊的孩子們身著我定制的服裝：黃色T恤，胸前是兩個紅色的漢字“中國”。孩子們站成一排，齊聲用漢語朗誦出那句練了無數遍的話：“值此兒童節之際，我們祝愿世界和平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