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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單位在招聘、錄用人員時，會公示錄用及候補人員的姓名、院校、專業、學歷等信息。在社交媒體上“搬運”這些公示信息，是否會侵害名單上人員的隱私與個人信息權？近日，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結一起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件，判令被告刪除涉案侵權文章，在涉案微信公眾號發布致歉聲明向原告賠禮道歉，并向原告支付維權合理支出。（10月24日《工人日報》）

原告的姓名、院校、專業與學歷等個人信息已被招錄單位公示，被告只是原封不動地將其“搬運”，卻被法院判決侵犯了原告個人信息權。這種判決結果，或許會讓一些人感到困惑。實際上，從法理邏輯看，被告的“搬運”行為已符合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權的法定要件，被判令刪除涉案侵權文章、賠禮道歉，并向原告支付合理維權費用，并無不妥。據介紹，被告未用侮辱、貶低性語言對原告作出負面評價，否則還可能構成對原告名譽權的侵犯，須承擔相應的民事法律責任。對于熱衷“搬運”個人信息者而言，上述案件的判決可謂一堂生動的法治課。

在信息時代，個人信息受到法律嚴格的保護。我國民法典規定，未經自然人同意，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其個人信息；處理自然人個人信息的，應當遵循合法、正當、必要原則。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，個人信息處理者向其他個人信息處理者提供其處理的個人信息的，應當向個人告知接收方的名稱或者姓名、聯系方式、處理目的、處理方式和個人信息的種類，并征得個人的同意。

從上述法律規定不難看出，信息主體對個人信息有行使拒絕權的空間，任何人都不得僭越法律底線隨意處理他人個人信息。信息主體對個人信息拒絕權的行使，是不以個人信息是否公開為前置條件的。即使信息主體的個人信息已經被公開，其仍有權自主決定對該個人信息的進一步處理，保證已公開的信息不被扭曲。上述案件中，被告在社交媒體上“搬運”原告的姓名、院校、專業與學歷等個人信息，是未經原告允許的自作主張，違背了處理個人信息須征得信息主體同意的法律規定，理當為此承擔法律責任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現實中類似的“搬運”侵權案例并不鮮見，可見一些掌握公民個人信息的機構或個人，尚未形成依法處理他人信息的法治意識。實際上，法院在網上公布裁判文書時，對涉及當事人的個人敏感信息都要作適當的遮蔽處理，沒有個人信息處置權的機構或個人，顯然更不能在這方面任性而為。

鑒于此，個人信息處理者在處理他人的個人信息時，正確的做法應當是首先甄別已公開的個人信息，在目的適當、手段合法等范圍內合理處理，并充分尊重信息主體的事后拒絕權。如果處理已公開的個人信息存在對個人權益有重大影響的情形，應事先征得信息主體的同意。唯有嚴格依法依規行事，方能避免在個人信息處理中“一不小心”構成侵權。

個人信息依法受到保護，任何機構和個人不能違法違規使用，這是基本法治常識。上述“搬運”已公示個人信息被判侵權的案件雖然不大，卻具有突出的警示意義。相關職責部門應堅持以案說法，做好法治宣傳，強化依法處理個人信息的法治共識，盡最大努力減少類似個案發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