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貿推動了“正增長秩序”的建立，為人類帶來了更美好的生活。這個道理極其樸素，但足夠深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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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“正增長”，還是要“零增長”?

這本不該成為問題，卻偏偏成為了一個問題。

說正題之前，先解釋一下這兩個概念。在《商貿與文明》一書里，作者提出了正增長社會和零增長社會的概念。啥是零增長社會?以中國為例，經濟學家李稻葵教授的團隊研究了北宋到清代的GDP，發現從北宋到明代，中國人均GDP幾乎是在水平線上波動，到了清代人均GDP則顯著下降，以每年0.34%的速度衰退。

但就在這樣一個整體零增長的社會中，卻發現，在中國的杭州、揚州、泉州、廣州這些通商口岸，在零增長的汪洋中，成為正增長的孤島。

在歐洲、波斯灣、印度，也存在類似的情況。在零增長的中世紀和封建社會里，威尼斯、熱那亞、米蘭、錫耶納等意大利城邦成為正增長的富饒之地，巴格達、大馬士革、開羅是遠近聞名的富裕中心。

那么，為什么有的地方是零增長，有的地方是正增長?核心答案是兩個字，商貿。

第一，商貿讓資源分配更均衡;第二，商貿帶來開放、交流和互信;第三，有了互信，人們敢于投資，有了交流，知識得以提升，經濟增長的要素就具備了。

那么問題來了，既然商貿這么好，為什么那么多的地方排斥呢?背后的原因是復雜的，有的是資源稟賦確實不具備發展商貿的條件，更多的地方，一是出于無知，不覺得商貿有用;二是恐懼，擔心商貿帶來不穩定;三是自利，覺得商貿有損自身利益。

但不管哪種原因，那些選擇封閉、保守、拒絕交流的時代和國家，最終都吃到了苦頭，在競爭中落后。而開放、交流，倡導契約精神，推動互信的時代和國家，獲得了更大的發展。

這就是歷史的真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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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正如哲學家黑格爾指出的一個殘酷真相，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，就是沒有從歷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訓。

就以我們今天要聊的中德“數字互信”的話題來說，就存在一個選擇零增長，還是正增長的選擇題。

中德本是極其重要的貿易伙伴，2022年中德雙邊貿易額達到2,979億歐元，中國連續第7年成為德國最重要貿易伙伴，是從德國進口產品最多的國家。

但這樣的“老鐵”，這些年，卻出現了各種各樣的雜音。

比如，一些人將中國視為“系統性競爭對手”，提出減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，并動輒以國家安全為由，嚴查中國企業在德國的投資;審查華為5G;限制對華出口，人為的制造了許多猜疑、防備和敵意，讓中德互信蒙上陰影。

這樣做，其實大可不必，而且也本不該如此。

筆者在北京有兩個德國朋友，都在望京的德資企業工作，平時打交道，給人的感覺，是比較靠譜和務實的，但現在一些人冒出的對中國的“貿易猜疑”、“數字不信”，是非常不理性、不務實的。

為啥說不理性呢?因為作為“老鐵”，中國對于德國來說：

第一，不排斥。《中德“數字互信”挑戰和對策》報告顯示，中國對來自德國的投資和貿易相當的開放友好，德國軟件廠商SAP在中國高端ERP市場的份額超過70%;西門子在中國CAD與CAE軟件產品市場份額高居第二;英飛凌作為全球最大汽車半導體公司，中國區銷售占總收入37%;至于德系汽車在中國有多受歡迎更不用說了，很多中國人對汽車的國民記憶就是大眾，這種情節已經深入幾代人心。

第二，不威脅。從中德經濟的互嵌深度來說，中國品牌和產品在德國，遠不像德國品牌和產品在中國嵌入的程度那么深，尤其是數字經濟領域，中國企業在德國數字層面的技術和產品并不普遍，介入的領域并不多，雙方的地位并不對稱，中國企業遠遠不構成威脅。

第三，不損害。一些人受到中美競爭、逆全球化浪潮的影響，人云亦云，以各種莫須有的名義，污名化中國的科技企業，將科技和數字世界陣營化、意識形態化。但事實證明，經過審查華為設備不存在安全問題，中國數字企業沒有損害德國的利益。

所以，面對德國和歐洲一些人的污名化和不信任，中國人覺得很委屈，很難理解，“我家大門常打開，開放容納天地”，而你卻已變心，“再不是熟悉的你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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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問題來了，如何改變這種狀況呢?如何能避免無端的猜疑，導致的“零增長”雙輸局面呢?

許多專家學者都提出了建設性意見，比如浙江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方興東，在《環球時報》發表文章，號召中歐應率先建立“數字互信”機制，為全球樹立典范。

啥叫“數字互信”呢?從概念上來說，是指國與國之間建立基于數字技術的信任機制，促進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，以堅守技術互相開放、供應多元、基于數據本地化全球按需流動、平等互利、互不歧視等核心原則為基礎。

說說筆者對這件事的看法：

把“數字互信”率先提出來，是對的，因為這個領域的互信最迫切。

數字的融通和互信，與一雙鞋子一雙襪子的流通，還不一樣。鞋子和襪子的買賣，雙方不怎么交流，生意也能做，因為大家的腳長得都差不多，但數字不一樣。整個數字規則和經濟體，都是建立在標準的基礎之上，如果你一個標準，我一個標準，你聽不懂我的，我聽不懂你的，交易就完全無法進行。所以，數字經濟比任何一個領域都更渴求全球化，更需要互信。

第二，選擇率先建立“數字互信”機制，進而推動雙方全方位的深度互信，是一個好的切入口。

道理也很簡單，因為數字經濟雖然復雜，但底層的邏輯是一樣的，通用的語言是一樣的，再復雜的半導體、芯片，都可以還原到“0和1”。而且，數字本身會說話，比如是不是5G信號，達不達到5G的標準，一測便知，騙不了人。所以數字天然帶有透明化的基因，也是最容易建立互信的。

第三，建立“數字互信”，對中德雙方都具有重大的利益，做得好，雙方都可以獲得巨大的收益。

正如我們上文說的，德國企業在中國，已經成為重要的受益者，獲得了巨額回報，占據了重要的市場地位。而中國數字企業也在蓬勃發展，包括華為、聯想、小米、OPPO，以及新興的新能源汽車品牌，也需要歐洲市場。“數字互信”做好，雙方都能夠獲得巨大的收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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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新的問題來了，如果人家就是不接受你的建議，怎么辦呢?

這個問題其實很有意思，在《商貿與文明》這本書里，作者講到了一個歷史上的現象，就是有許多曾經繁華一時的商業中心，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，歸于塵土，比如，威尼斯曾是地中海的商業中心，但隨著奧斯曼帝國和法國、西班牙等帝國的崛起，商貿傳奇讓位于暴力秩序。

在中國明清時期，海上貿易也曾一度非常繁榮，造就了一些商貿重鎮，但敵不過康熙一紙“寸板不許下水”的“遷界令”。

這些歷史的教訓并沒有遠去，但好在，今天的人，還是比前人，能看得更清楚一些，對歷史的規律了解的更多一點。

所以回到問題，怎么能夠讓對方愿意建立“數字互信”，愿意懷著更開放的心態，對待來自中國的伙伴呢?

筆者覺得，可能無外乎這么幾件事，一個是動之以情，一個是曉之以理，再一個就是導之以利。

先說動之以情。簡單說，就是讓對方在思想和觀念上意識到，中德建立互信是對雙方都有好處的事情，合則兩利，斗則兩害。中國數字企業不是洪水猛獸，更不是安全的威脅者，要破除對中國企業的污名化，更加獨立、理性的做判斷。

第二個就是曉之以理。德國企業在中國獲得如此大的利益，如果中國也豎起高墻和壁壘，對德國企業過度審查和不當排斥，德國真的愿意承受這樣的結果嗎?

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測算，一旦歐盟選擇與中國脫鉤，德國的經濟產出將減少1%，按照2021年德國GDP計算，德國將每年損失360億歐元。另有研究顯示，若德國產業鏈從中國回流至德國本土，德國GDP將損失10%。

第三是導之以利。事實上，在古代社會，王權很多時候愿意支持商貿，是因為商貿可以提升國家的綜合實力，讓國王招兵買馬，讓國家變得更強大，慢慢的，保護商貿，尊重產權，守護契約，成為越來越多的選擇。

所以，我們不妨將中德數字互信的利害關系進行科學量化，幫雙方算算賬，擺在桌面上，讓雙方都看到實實在在的利益有多大。最后會發現，建立互信，而不是“掀翻桌子”，才是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選擇，如此方能進入正確的軌道。

在《商貿與文明》一書的結尾，作者說，有一個“不體面的真理”，就是金錢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階梯。換句話說，是商貿推動了正增長秩序的建立，為人類帶來了更美好的生活。

這個道理極其樸素，但足夠深刻。